71年来，空军试飞部队矢志奋战在民族航空装备建设最前沿，走出了一条具有大国特色的自主创新试飞新路。试飞员们依靠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过硬的飞行驾驶技术，不断突破极限获取试飞边界数据，参与新型机设计，攻克一大批尖端技术，完成多项国家级科研课题。

试飞员们与战机。杨军 摄（人民视觉）

万米云端之上，从容镇静、带机迫降，生死8分钟上演惊天一落。他，是空军某部特级试飞员梁万俊；

(资料图)

巨大的轮胎腾空离地，驾驶战机在距离跑道1米左右的高度平飘数百米，之后稳稳着陆。他，是运—20首席试飞员邓友明；

安全飞行3150小时，试飞26种机型，创造国内试飞史上10多个极限课目第一。他，是“英雄试飞员”李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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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试剑，挑战极限。在人民空军的建制序列里，有这样一支使命光荣、任务特殊的队伍——空军试飞部队。

1952年，空军试飞部队在沈阳组建。71年来，一代代试飞员矢志奋战在民族航空装备建设最前沿，用青春热血乃至生命，在蓝天之上划出了一道道壮美航迹。

试飞员雷强准备驾机升空。空军某试飞部队供图

“只要有一线机会，我都要想办法把飞机飞回去”

从战机诞生之日起，试飞就一直伴随着战机成长。

试飞，是在真实条件下进行科学研究和产品试验的过程。试验对象是各种各样的飞行器，比如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直升机以及专用试验研究机等。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试飞专家张健介绍，试飞员飞的飞机、测试的武器，没定型、没先例，而且必须飞出高风险、高精度、高难度，从而验证拓展飞机性能的极限。

广袤天空，浩瀚无际，战机有着严格的飞行限制和安全边界，也就是常说的“飞行包线”。试飞员魏红伟介绍，越过“飞行包线”，战机可能会发生操作失控、发动机停车等故障问题。比如，飞行速度多小，战机会因升力不足而无法操纵；飞行速度多大，战机结构可能发生不可逆的损坏……试飞目的就是要在各种极限条件下验证和确定各类“飞行包线”，为新型机填上各项性能参数，给战机画上一道道“红线”。

“我们多担一分风险，装备就少一分隐患；我们多飞一个数据，飞机就能早一天装备部队。”试飞员张景亭说，在变幻莫测的天空，要想不断突破极限获取试飞边界数据，风险性极高，靠的是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过硬的飞行驾驶技术。因此，试飞员又常常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

为了数据，试飞员有多拼？

空军某部上校试飞员郑鑫先后荣立一等功1次、二等功2次、三等功3次，驾驶未定型战机在各种极限条件下进行飞机性能测试时，曾多次成功处置重大险情，为多款战机采集到珍贵的极限数据。

2020年，郑鑫执行某型导弹实弹靶试任务，在飞行满足条件后，他果断按下发射键，导弹却偏离方向。几乎就在发射的一瞬间，导弹在不远处爆炸，郑鑫下意识拉起飞机，迅速避开碎片。据研判，如果当时规避动作再晚0.5秒钟，飞机就极有可能被导弹碎片击中。

为了不影响任务进度，仅过了半小时，他迅速调整状态，再次升空，从云缝中捕捉到稍纵即逝的发射窗口，一举击中目标，顺利完成所有靶试任务，获取飞行数据。

“爆炸的一刹那，我能清楚地看到导弹碎片向我袭来。”谈起最惊心动魄的一次试飞经历，郑鑫却很淡定，“试飞员多承担一分风险，装备战斗力就多一分提升，祖国的空天安全就多一分保证。”

在中国空军试飞部队史馆，有一段令人动容的影像，他是牺牲的试飞员余锦旺生前接受媒体采访的画面——

“空中发生特情，你会不会选择跳伞？”

“不会。飞机摔了，损失的是国家巨额财产，是千万科研人员夜以继日付出的心血与努力。作为试飞员，只要有一线机会，我都要想办法把飞机飞回去。”

这是余锦旺的选择，更是千千万万试飞人共同的选择。

“试飞员就是设计队伍中的一员”

飞机飞行试验是集科学性、实践性、风险性于一体，投资巨大、技术复杂的系统工程。

张健认为，试飞员，是飞行试验的直接执行者，是驾驶科研飞机探索航空未知领域、验证航空型号设计性能指标、开发航空装备使用能力的一类特殊飞行人员，是试飞理论和技术的探索者、研究者，也是被试对象性能的鉴定者、开发者。

试飞员不单纯会飞，还要会研究试飞、正确理解每个试飞项目的明确意图，能用最精确的语言表达试飞感受，能主动参与到航空装备的设计中。在运—20总设计师唐长红眼中：“试飞员就是设计队伍中的一员。”

2012年，试飞员邓友明、刘宏亮、袁志鹏被批准成为运—20首飞试飞员。作为首飞小组组长的邓友明全程参与运—20的设计、评审、试验等各项工作，与科研人员一道积极探索、研讨攻关。

“试飞员和飞机设计工程师聚到一起，大家朝夕相处。”邓友明说，沟通“零距离”，问题也能够第一时间得到解决。

座舱布局是否合适？控制板、显示器是否合理？机组操作手册是否完备？地面模拟台做得“像不像”？邓友明说：“在这些细节方面，设计团队都充分吸纳了试飞员们的建议。”

有一次在做某测试试验中，飞机在着陆瞬间空地控制率转换时，邓友明发现舵面出现自动偏转，这一现象可能危及飞行安全。为此，他们一起研究提出改进措施，经过与设计人员一起反复研究验证，最终消除了安全隐患。

为从更深层次掌握飞机飞行品质特性，首飞小组成员参与了机组操作手册、快速检查单、首飞要求、首飞大纲及任务单的编制和评审，认真理清了飞机性能指标和各系统工作原理状况，制定了特情处置预案。

在武器装备的生产和定型阶段，试飞员凭借自身极高的技术战术素养，既是武器装备的试验者，又是设计者，同时还是战术动作的开发者，是名副其实的“飞行的工程师”。

国产某新型机试飞前，梁万俊在参加完机上试验后，感觉驾驶杆的横向控制难以操纵，便提出可行性建议。工厂立即组织科研人员进行攻关，对驾驶杆进行了调整；

作为歼—20战机型号负责人，李刚带领试飞团队以作战使用为目标，积极与试飞院、主机厂所和成品厂进行交流研讨，他提出的多条改进建议被工业部门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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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多年来，中国空军试飞员先后攻克了歼击机尾旋、昼夜间空中加油，运输机自然结冰、机械备份、失速，直升机防旋翼除冰、斜坡着陆等一大批事关国家核心竞争力和部队战斗力的尖端技术，参与完成2000多项国家级科研课题，有力助推空军隐身攻击、战略运输、战略预警、战略打击能力得到提升，走出一条具有大国特色的自主创新试飞新路。

飞机准备参加试验任务。 杨军 摄（人民视觉）

“年轻试飞员是未来新装备发展的希望”

近年来，中国航空武器装备快速发展，歼—20、运—20、直—20等国之重器横空出世，试飞工作全部由中国自主完成。

试飞员李吉宽在参加珠海航展。空军某试飞部队供图

“有幸参与和见证国家航空事业的腾飞，我们是最幸运的一代人。”空军某试飞部队部队长李吉宽介绍，随着我国航空产业不断自主创新发展，高新技术大量应用于航空装备，试飞验证的任务越来越重，试飞难度和风险越来越高。这对试飞员本身的工程素养、知识结构，以及遂行关键任务能力、技术攻关能力和项目管理能力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对试飞员培养工作也提出了新要求。

据了解，目前，我国基本形成了以资质培训、深化培训、型号专训和全员普训为基本能力的试飞员专业化培养体系，有力支撑了试飞员人才队伍成长壮大和国家航空装备建设发展。

那年3月，空军决定重启院校失速尾旋普训。李吉宽和战友进驻某飞行院校，接下了带飞首批种子教官的任务。

在航空界，失速尾旋是一个令人谈之色变的话题。飞机进入失速尾旋，会一边自转，一边小半径螺旋下降，导致飞机失事。

为了减轻学员们的心理压力和畏难情绪，李吉宽和战友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策略，由易入难进行教学——先让学员感受飞机即将失速的状态，一点点掌握技术，再控制飞机进入失速，进而进入尾旋。“就像在悬崖边上搭台子，每迈出一步都要十分小心。”李吉宽说。

带飞学员时，他将飞机拉升至一定高度，随后减小速度，增大迎角，蹬舵。顷刻间，飞机像一头被激怒的雄狮，怒吼着翻滚起来，进入尾旋状态。

很快，李吉宽和战友让首批种子教官掌握了失速尾旋和左边界飞行的操纵特点、教学方法和风险防控手段。

“年轻试飞员是未来新装备发展的希望，老试飞员有责任把飞行理念、经验技巧传授给他们。”梁万俊担任试飞部队领导后，把带教年轻试飞员当作自己的责任，讲得最多的是如何规避风险、确保安全。

航空事业是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奔跑的比赛。

从1956年，27岁的试飞员吴克明驾驶第一架国产歼—5飞机，冒着机毁人亡的风险飞出8个G的过载，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试飞员李中华和战友攻克了三角翼飞机失速尾旋这一世界性飞行技术难题；从1994年，中国试飞员学院正式成立，到一批从重点大学理工类专业毕业的试飞员进入科研试飞……

“国之重器，以命铸之。”一代代挚爱试飞事业的蓝天骄子，驾驶战机上高原、越崇山、征大漠、赴远海。他们的英雄壮举，为中国航空事业腾飞写下精彩篇章。正如航空工业试飞中心正门矗立的丰碑上，镌刻着的7个大字“试飞铺就通天路”。

（江艺参与采写）

来源：人民日报 编辑：李联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