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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从矫正学校毕业之后:6个月的阴影,6年走不出来丨大河看见
2023-02-20 15:57:11 来源: 大河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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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永恒

在湖南湘阴县一所声名在外的矫正学校待足了6个月,刚被接回家,21岁的王虎就跑去学了散打。


(资料图片)

体魄上的强健,也并没有给他带来足够的安全感。独自出门时,他会随身带着武器,有时是一只指虎,有时则是一把小刀。

这个习惯持续了6年。

直到现在,27岁的王虎,也没彻底驱散被矫正学校突然带走的恐惧。

像王虎这样的人并非个例。从事自杀干预和心理疏导的志愿者晓樊告诉大河报·豫视频《看见》记者,在他接触的案例中,相当一部分存在心理问题的人,都有过矫正学校的经历,有成年人,也有未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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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的“入校”

在21岁之前,王虎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跟矫正学校产生联系。

王虎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好孩子。从小到大,因为总偏离家里的规划,与父母无休止的争吵,往往以父亲的一顿暴揍收尾。

矛盾就这么一次次的积累、潜伏下来,等待着一次剧烈的爆发。

2018年,在王虎放弃大学建筑设计专业,选择退学后,一场前所未有的争吵,让双方的关系彻底陷入冰点。那段时间,父母的唠叨,让王虎的脾气变得异常暴躁,他经常关起房门,摆出拒绝交流的姿态。

在海南工作的伯伯听说后,邀王虎前往散心,劝解他,“年轻不要想这么多,喝点酒,睡一觉就过去了”。不承想,酒后的王虎在电话里,又与家里狠狠吵了一架,言语凶狠。

等到王虎从海南回家的航班落地,一个自称是父亲朋友的人,抢过行李,带他出了机场。在一辆汽车旁,三个大汉围过来,把王虎架上了汽车。在车上,听到一段来自家人的语音,王虎才确认这不是一起绑架。

汽车一路开到了一个偏僻村子,进了一所学校。王虎被强制剪了头发,没收了个人物品,关进了一间住有十几个人的集体宿舍。一个大汉躺在宿舍铁门旁床上睡觉,把守着大门,不许人出去。这一刻,他才意识到,作为成年人的自己,被送进一家类似豫章书院的地方。

第二天,王虎试图用武力反抗教官,一个意料之外场面出现了,一些学生跳出来,将他牢牢按住,“那些待了比较久的学生们,帮着教官和老师打我”。这次不成功的反抗,换来了教官的特别“照顾”:高强度的体能训练,似乎永远也做不完的上下蹲、仰卧起坐、俯卧撑,直到精疲力竭。如果完成不了教官规定数量,惩罚就随之而来:不许睡觉;拉到监控盲区,用塑料水管抽打身体。

被惩罚了几次后,面对学校里二十多个教官,王虎打消了再次反抗的念头,开始观察和适应这所特殊的学校:学生长期稳定在200多人,最大的三四十岁,最小的只有5岁,以未成年人为主。

王虎给里面的学生分了类,未成年人无外乎是沉迷于网络,厌学,存在不良嗜好等;成年人被送进来的理由则显得千奇百怪:有沉迷赌博的,有成家后不愿工作一直啃老的,也有留有案底屡教不改的。最特殊的,当属一些精神上存在问题及智力上存在障碍的。后者是最容易受到欺负的。

一个叫冯歌的智力障碍者,“天天都被打,身上没有一块好地方,全是血痂”。王虎对这个十多岁的孩子印象深刻,“他每天就只会傻笑,口齿也不行”,“别人都觉得他好欺负,老师打他,教官打他,助教打他,学生还要打他,都拿他泄愤”。

打人和挨打是这所学校的常态,每个施暴者都有自己动机。教官是为了让学生们听话,助教们是为了讨好教官,学生们是为了发泄来自教官和助教的怨气。

王虎所提到的助教也是学生,在学校里扮演着一种特殊的角色。“他们会主动讨好教官,给他们捏肩捶腿,监视学生的异常举动”,报告有意逃跑和自残的学生,帮着教官“修理”类似于王虎这样的反抗者。

作为回报,教官会给他们一些零食,作为奖励。

矫正学校内(受访者供图)

“珍贵”的零食和“形式化”的教育

零食在学校里是种难得的“奢侈品”,获取渠道被牢牢地把持在教官和老师的手中,身无分文且被限制自由的学生能否吃到零食,只能靠家长的不定期“投喂”。

即便如此,家长们寄来零食,往往也会被层层克扣,到学生手里已所剩无几了。

扣下零食的多半是心理辅导老师,作为疏导学生心理健康、沟通安抚家长情绪的中转者,他们有着职位上的先天优势,更容易获取家长的信任,成为包裹的接收者。那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包裹里有多少东西,甚至有没有这个包裹,都不是被收走通讯设备的学生可以找家长确认的。

“心理辅导老师昧下大部分后,会强迫学生把剩下零食,再‘分享’一部分出来给自己。”曾在矫正学校实习过一段时间的安然,几乎每天都在目睹这一情境重复发生,“他们从来不缺零食吃”。

老师扣下学生零食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学校食堂的饭菜太差。

“冬瓜、南瓜、海带煮一煮,拌一拌。饭经常没有煮熟,里面还有沙子。”王虎评价这些饭菜为“猪食”,“非常难吃,难以下咽”。安然对此也深有感触,尽管与王虎的在校期间隔超5年,但她知道学校一直以来就没有厨师,饭菜都是学生做的,口味可想而知。

对于老师们来讲,主食差,扣下零食作为主食,似乎合乎逻辑。但对于孩子们来讲,在长达半年或一年的培训期内,他们被封锁在一个与繁华隔绝的学校里,零食是他们最容易触及到的美好事物。这种渴望,被教官以一种畸形的方式加以利用。

他们在矫正学校里,赋予了零食一种特殊的意义:把它当成管理手段的一部分,奖励给最卑微的讨好者、最积极的举报者,以及最听话的执行者。

“有时候会给一瓶可乐,或者一点瓜子。”曾在矫正学校当过任课老师的陈凯向大河报·豫视频《看见》记者介绍这种管理手段,“教官会默许助教和学生会,去欺负其他学生”,这样就可以树立助教和学生会的威慑力,以便于帮助教官更轻松地管理学生,只需发号施令,就有人乐意执行。

相比未成年人,很少有成年人经不起零食的“诱惑”,也鲜有教官以此拉拢成人学生。“他们都知道,很难从成人身上再榨出利润,只要他们老实待到培训期满,不反抗就够了”。陈凯很清楚这所学校赚钱的套路,通过孩子,让家长心甘情愿地花钱。

在学校里,一些未报文化课的孩子会受到教官的特殊“照顾”。

“一些孩子为了逃脱这种受折磨的状态,会跟家长说,‘我很想读书了’。”陈凯很了解内里的门道,“凭良心说,被送进去的孩子,或多或少都有问题,在外面也不怎么爱读书”,当家长听到孩子的愿望后,只会认为学校把孩子改造得非常好,“无论拿出多少钱上文化课”。

然后,等待家长的,就是高昂的费用。

在陈凯看来,即便是家长出了这笔费用,也不会给孩子带来更好的改变。

从任课老师的学历上就可见一斑。“这里的老师,大部分都没有教师资格证”,陈凯历数了当时的四个同事,又拿他自己举例,“我还算是这里面学历最高的”。事实上,陈凯只是本科学历,毕业于一所普通的一本院校。

在教学上,任课老师们更是没有丝毫的压力。“在那里当老师很轻松,也不用备课,你要是讲错了,无所谓。就算不讲课,也是无所谓。哪怕不去,也无所谓”,陈凯坦言,“只有少数老师真心实意想让学生学点东西,想把课上好,但是没用”。

“经受这么长时间折磨的学生,只会把课堂当成避难所,躲避体罚,很少会有人沉下心学习。”

不过也有例外。

陈凯教过一名叫作李图的学生,因抑郁症被送进来,“他没什么不良嗜好,人也挺善良,成绩也非常好”,如果能出去读初三,能够考一个不错的高中,没准能考个好大学。

当时,李图的心理辅导老师在离职后,打电话给李图妈妈劝她接孩子出去读书。在这位妈妈要接走孩子时,学校里的招生老师极力游说,试图让那名母亲相信,李图一旦离开这里就会出现心理问题,一定要在这里读职校。

“他们根本不在乎孩子的前途,只在乎能不能挣到钱。”陈凯说,学生每年的学费是5万多块,招生老师每招一个,就可以按10%的比例提成。

任教期间,还有一件事,让陈凯至今不能释怀。在一次训练中,学校的一个教官向学生提问,如何管理好这个班级。一名7岁孩子自告奋勇地站起来回答,我们之间要相互举报。听到回答后,教官鼓励他说,回答得很对。陈凯看不下去,私下里去质问那个教官,这样不会教坏孩子吗?教官回答他,我不管这些,我只是来挣钱的。

后来,那个7岁的孩子出去没多久,陈凯在学校里再次看到了他:这所打着矫正问题孩子旗号的学校,似乎从来就没有矫正过什么。

矫正学校内的学生(受访者供图)

“走不出来”的毕业生

有过矫正学校经历的学生,往往都会自发地联系起来,组建微信群或者QQ群,为抱团取暖,也为揭露和维权。

他们会在社交平台寻找相同经历的人,分享心路历程及手中能够掌握的线索,也会组织起来到各个矫正学校的社交账号下评论,现身说法,劝阻病急乱投医的家长。

这些群的组织者有毕业生,也有义务为这类人群提供心理辅导的志愿者。

在一个聚集数十名同一所矫正学校毕业生的微信群里,晓樊发了一段长语音,“如果感觉自己心情不太好,可以来找我聊聊”。然而,群内回应晓樊的,寥寥无几。

王虎也活跃在这个群里,表现出了一种与接受采访时截然不同的状态。他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介绍报复某特训学校老师的进展:拨打电话骚扰、通过微信进行谩骂。在群里晒出那名老师的联系方式,公示他的暴行,“恶意打骂学生”“在仓库用塑胶棍殴打学生”,还试图说服其他人也参与报复,并乐此不疲。

群里有“过来人”清楚,这些举动并不会让王虎释怀,出言劝导他,“你每天这样骂他,到头来受伤最重的一定是你”,要么“当成被狗咬了一口”,要么“走法律程序,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只有这样你才能彻底走出来”。

而王虎的回复,看起来似乎有些不以为然,他说,“你不懂,我很快乐”。

从矫正学校出来后,王虎在家人的资助下开了一家主营烟酒的小商铺,长期住在店里,他与父母的关系更差了。

为了改善两者的关系,亲戚和熟人也曾为王虎介绍过几个心理医生,效果不大。他对任何试图探究自己内心的医生都保持着戒备,“我跟医生不敢说太多,怕他说漏嘴,没准他会直接联系矫正学校,或者直接把我送到精神病院去”。在面对有着相同经历的人时,他才会表露内心。

恐惧和戒备、脆弱和敏感是矫正学校经历者最常出现的问题。一些刚脱离矫正学校控制的学生,重新回归正常的社会环境时,甚至会突然陷入情绪失控的状态。“这是受害者普遍存在的一种状况”,这种现象在晓樊最近接触到的案例中表现尤为典型。

那是一位从澳洲留学归来的姑娘,因抑郁症被送去矫正学校,刚出来后的状态像是一只战战兢兢的兔子,精神紧绷,时刻戒备着并不存在的危险。习惯了特训学校开灯睡觉规定的她,仍然维持着开灯睡觉的习惯。在水果店里,面对着几个月未曾见过的水果,会突然哭泣,却又只敢偷偷抽泣,生怕有人在偷偷监视举报她。

“这种情况需要进行心理引导,让她独立起来。”晓樊判断说,“具体还要根据她个人的情况去进行。”

有些矫正学校经历者会选择反击,一方面会选择寻求媒体的帮助,主动或者被动向记者坦露那段痛苦的经历,历数每个给他带来伤害的教官或者老师的名字。另一方面也会通过信访或写举报信的方式,揭露不合规矫正学校的作为。

这些做法,有的是起了点作用,有些则毫无效果。

他们中也会有人说丧气话,“这些都没有用”,总也有人出来鼓劲,“加油,各位同仁”“团队的力量需要一步步成长和发展的”。

晓樊也参与到了“抱团反击”中,与关注矫正学校的媒体保持着频繁的联系,“也许我们真的可以稍微让矫正学校有一点点的改变,虽然可能任重而道远”。

(文中涉及人物均为化名)

来源:大河报·豫视频 编辑:刘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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