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永恒

在湖南湘阴县一所声名在外的矫正学校待足了6个月，刚被接回家，21岁的王虎就跑去学了散打。

(资料图片)

体魄上的强健，也并没有给他带来足够的安全感。独自出门时，他会随身带着武器，有时是一只指虎，有时则是一把小刀。

这个习惯持续了6年。

直到现在，27岁的王虎，也没彻底驱散被矫正学校突然带走的恐惧。

像王虎这样的人并非个例。从事自杀干预和心理疏导的志愿者晓樊告诉大河报·豫视频《看见》记者，在他接触的案例中，相当一部分存在心理问题的人，都有过矫正学校的经历，有成年人，也有未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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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的“入校”

在21岁之前，王虎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跟矫正学校产生联系。

王虎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好孩子。从小到大，因为总偏离家里的规划，与父母无休止的争吵，往往以父亲的一顿暴揍收尾。

矛盾就这么一次次的积累、潜伏下来，等待着一次剧烈的爆发。

2018年，在王虎放弃大学建筑设计专业，选择退学后，一场前所未有的争吵，让双方的关系彻底陷入冰点。那段时间，父母的唠叨，让王虎的脾气变得异常暴躁，他经常关起房门，摆出拒绝交流的姿态。

在海南工作的伯伯听说后，邀王虎前往散心，劝解他，“年轻不要想这么多，喝点酒，睡一觉就过去了”。不承想，酒后的王虎在电话里，又与家里狠狠吵了一架，言语凶狠。

等到王虎从海南回家的航班落地，一个自称是父亲朋友的人，抢过行李，带他出了机场。在一辆汽车旁，三个大汉围过来，把王虎架上了汽车。在车上，听到一段来自家人的语音，王虎才确认这不是一起绑架。

汽车一路开到了一个偏僻村子，进了一所学校。王虎被强制剪了头发，没收了个人物品，关进了一间住有十几个人的集体宿舍。一个大汉躺在宿舍铁门旁床上睡觉，把守着大门，不许人出去。这一刻，他才意识到，作为成年人的自己，被送进一家类似豫章书院的地方。

第二天，王虎试图用武力反抗教官，一个意料之外场面出现了，一些学生跳出来，将他牢牢按住，“那些待了比较久的学生们，帮着教官和老师打我”。这次不成功的反抗，换来了教官的特别“照顾”：高强度的体能训练，似乎永远也做不完的上下蹲、仰卧起坐、俯卧撑，直到精疲力竭。如果完成不了教官规定数量，惩罚就随之而来：不许睡觉；拉到监控盲区，用塑料水管抽打身体。

被惩罚了几次后，面对学校里二十多个教官，王虎打消了再次反抗的念头，开始观察和适应这所特殊的学校：学生长期稳定在200多人，最大的三四十岁，最小的只有5岁，以未成年人为主。

王虎给里面的学生分了类，未成年人无外乎是沉迷于网络，厌学，存在不良嗜好等；成年人被送进来的理由则显得千奇百怪：有沉迷赌博的，有成家后不愿工作一直啃老的，也有留有案底屡教不改的。最特殊的，当属一些精神上存在问题及智力上存在障碍的。后者是最容易受到欺负的。

一个叫冯歌的智力障碍者，“天天都被打，身上没有一块好地方，全是血痂”。王虎对这个十多岁的孩子印象深刻，“他每天就只会傻笑，口齿也不行”，“别人都觉得他好欺负，老师打他，教官打他，助教打他，学生还要打他，都拿他泄愤”。

打人和挨打是这所学校的常态，每个施暴者都有自己动机。教官是为了让学生们听话，助教们是为了讨好教官，学生们是为了发泄来自教官和助教的怨气。

王虎所提到的助教也是学生，在学校里扮演着一种特殊的角色。“他们会主动讨好教官，给他们捏肩捶腿，监视学生的异常举动”，报告有意逃跑和自残的学生，帮着教官“修理”类似于王虎这样的反抗者。

作为回报，教官会给他们一些零食，作为奖励。

矫正学校内（受访者供图）

“珍贵”的零食和“形式化”的教育

零食在学校里是种难得的“奢侈品”，获取渠道被牢牢地把持在教官和老师的手中，身无分文且被限制自由的学生能否吃到零食，只能靠家长的不定期“投喂”。

即便如此，家长们寄来零食，往往也会被层层克扣，到学生手里已所剩无几了。

扣下零食的多半是心理辅导老师，作为疏导学生心理健康、沟通安抚家长情绪的中转者，他们有着职位上的先天优势，更容易获取家长的信任，成为包裹的接收者。那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包裹里有多少东西，甚至有没有这个包裹，都不是被收走通讯设备的学生可以找家长确认的。

“心理辅导老师昧下大部分后，会强迫学生把剩下零食，再‘分享’一部分出来给自己。”曾在矫正学校实习过一段时间的安然，几乎每天都在目睹这一情境重复发生，“他们从来不缺零食吃”。

老师扣下学生零食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学校食堂的饭菜太差。

“冬瓜、南瓜、海带煮一煮，拌一拌。饭经常没有煮熟，里面还有沙子。”王虎评价这些饭菜为“猪食”，“非常难吃，难以下咽”。安然对此也深有感触，尽管与王虎的在校期间隔超5年，但她知道学校一直以来就没有厨师，饭菜都是学生做的，口味可想而知。

对于老师们来讲，主食差，扣下零食作为主食，似乎合乎逻辑。但对于孩子们来讲，在长达半年或一年的培训期内，他们被封锁在一个与繁华隔绝的学校里，零食是他们最容易触及到的美好事物。这种渴望，被教官以一种畸形的方式加以利用。

他们在矫正学校里，赋予了零食一种特殊的意义：把它当成管理手段的一部分，奖励给最卑微的讨好者、最积极的举报者，以及最听话的执行者。

“有时候会给一瓶可乐，或者一点瓜子。”曾在矫正学校当过任课老师的陈凯向大河报·豫视频《看见》记者介绍这种管理手段，“教官会默许助教和学生会，去欺负其他学生”，这样就可以树立助教和学生会的威慑力，以便于帮助教官更轻松地管理学生，只需发号施令，就有人乐意执行。

相比未成年人，很少有成年人经不起零食的“诱惑”，也鲜有教官以此拉拢成人学生。“他们都知道，很难从成人身上再榨出利润，只要他们老实待到培训期满，不反抗就够了”。陈凯很清楚这所学校赚钱的套路，通过孩子，让家长心甘情愿地花钱。

在学校里，一些未报文化课的孩子会受到教官的特殊“照顾”。

“一些孩子为了逃脱这种受折磨的状态，会跟家长说，‘我很想读书了’。”陈凯很了解内里的门道，“凭良心说，被送进去的孩子，或多或少都有问题，在外面也不怎么爱读书”，当家长听到孩子的愿望后，只会认为学校把孩子改造得非常好，“无论拿出多少钱上文化课”。

然后，等待家长的，就是高昂的费用。

在陈凯看来，即便是家长出了这笔费用，也不会给孩子带来更好的改变。

从任课老师的学历上就可见一斑。“这里的老师，大部分都没有教师资格证”，陈凯历数了当时的四个同事，又拿他自己举例，“我还算是这里面学历最高的”。事实上，陈凯只是本科学历，毕业于一所普通的一本院校。

在教学上，任课老师们更是没有丝毫的压力。“在那里当老师很轻松，也不用备课，你要是讲错了，无所谓。就算不讲课，也是无所谓。哪怕不去，也无所谓”，陈凯坦言，“只有少数老师真心实意想让学生学点东西，想把课上好，但是没用”。

“经受这么长时间折磨的学生，只会把课堂当成避难所，躲避体罚，很少会有人沉下心学习。”

不过也有例外。

陈凯教过一名叫作李图的学生，因抑郁症被送进来，“他没什么不良嗜好，人也挺善良，成绩也非常好”，如果能出去读初三，能够考一个不错的高中，没准能考个好大学。

当时，李图的心理辅导老师在离职后，打电话给李图妈妈劝她接孩子出去读书。在这位妈妈要接走孩子时，学校里的招生老师极力游说，试图让那名母亲相信，李图一旦离开这里就会出现心理问题，一定要在这里读职校。

“他们根本不在乎孩子的前途，只在乎能不能挣到钱。”陈凯说，学生每年的学费是5万多块，招生老师每招一个，就可以按10%的比例提成。

任教期间，还有一件事，让陈凯至今不能释怀。在一次训练中，学校的一个教官向学生提问，如何管理好这个班级。一名7岁孩子自告奋勇地站起来回答，我们之间要相互举报。听到回答后，教官鼓励他说，回答得很对。陈凯看不下去，私下里去质问那个教官，这样不会教坏孩子吗？教官回答他，我不管这些，我只是来挣钱的。

后来，那个7岁的孩子出去没多久，陈凯在学校里再次看到了他：这所打着矫正问题孩子旗号的学校，似乎从来就没有矫正过什么。

矫正学校内的学生（受访者供图）

“走不出来”的毕业生

有过矫正学校经历的学生，往往都会自发地联系起来，组建微信群或者QQ群，为抱团取暖，也为揭露和维权。

他们会在社交平台寻找相同经历的人，分享心路历程及手中能够掌握的线索，也会组织起来到各个矫正学校的社交账号下评论，现身说法，劝阻病急乱投医的家长。

这些群的组织者有毕业生，也有义务为这类人群提供心理辅导的志愿者。

在一个聚集数十名同一所矫正学校毕业生的微信群里，晓樊发了一段长语音，“如果感觉自己心情不太好，可以来找我聊聊”。然而，群内回应晓樊的，寥寥无几。

王虎也活跃在这个群里，表现出了一种与接受采访时截然不同的状态。他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介绍报复某特训学校老师的进展：拨打电话骚扰、通过微信进行谩骂。在群里晒出那名老师的联系方式，公示他的暴行，“恶意打骂学生”“在仓库用塑胶棍殴打学生”，还试图说服其他人也参与报复，并乐此不疲。

群里有“过来人”清楚，这些举动并不会让王虎释怀，出言劝导他，“你每天这样骂他，到头来受伤最重的一定是你”，要么“当成被狗咬了一口”，要么“走法律程序，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只有这样你才能彻底走出来”。

而王虎的回复，看起来似乎有些不以为然，他说，“你不懂，我很快乐”。

从矫正学校出来后，王虎在家人的资助下开了一家主营烟酒的小商铺，长期住在店里，他与父母的关系更差了。

为了改善两者的关系，亲戚和熟人也曾为王虎介绍过几个心理医生，效果不大。他对任何试图探究自己内心的医生都保持着戒备，“我跟医生不敢说太多，怕他说漏嘴，没准他会直接联系矫正学校，或者直接把我送到精神病院去”。在面对有着相同经历的人时，他才会表露内心。

恐惧和戒备、脆弱和敏感是矫正学校经历者最常出现的问题。一些刚脱离矫正学校控制的学生，重新回归正常的社会环境时，甚至会突然陷入情绪失控的状态。“这是受害者普遍存在的一种状况”，这种现象在晓樊最近接触到的案例中表现尤为典型。

那是一位从澳洲留学归来的姑娘，因抑郁症被送去矫正学校，刚出来后的状态像是一只战战兢兢的兔子，精神紧绷，时刻戒备着并不存在的危险。习惯了特训学校开灯睡觉规定的她，仍然维持着开灯睡觉的习惯。在水果店里，面对着几个月未曾见过的水果，会突然哭泣，却又只敢偷偷抽泣，生怕有人在偷偷监视举报她。

“这种情况需要进行心理引导，让她独立起来。”晓樊判断说，“具体还要根据她个人的情况去进行。”

有些矫正学校经历者会选择反击，一方面会选择寻求媒体的帮助，主动或者被动向记者坦露那段痛苦的经历，历数每个给他带来伤害的教官或者老师的名字。另一方面也会通过信访或写举报信的方式，揭露不合规矫正学校的作为。

这些做法，有的是起了点作用，有些则毫无效果。

他们中也会有人说丧气话，“这些都没有用”，总也有人出来鼓劲，“加油，各位同仁”“团队的力量需要一步步成长和发展的”。

晓樊也参与到了“抱团反击”中，与关注矫正学校的媒体保持着频繁的联系，“也许我们真的可以稍微让矫正学校有一点点的改变，虽然可能任重而道远”。

（文中涉及人物均为化名）

来源：大河报·豫视频 编辑：刘惠杰